东来西往道阻且长 但交流千年不绝

展览：何以中国

展期：展至2022年5月4日

地点：故宫博物院文华殿

正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何以中国”展览中，有这样一个展品：一个剪着齐耳短发的胡人，骑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右手拿着一个饼，嚼得津津有味。这显然是一次长途跋涉，他座下骆驼背上沉甸甸的皮囊，搭靠在成卷的布帛上，随着骆驼的步履上下颠簸。尽管旅途艰辛，这个胡人此时却心情舒畅。他啃着胡饼，心里也许正盘算着这一趟的收益，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浅浅的笑意。这匹高大的骆驼一直是他旅行中的伙伴，此时仿佛体会到了主人的心情，拉直脖子，高昂起头，咧开嘴，叫了几声，驼鸣在空旷的沙漠中渐渐消逝……

这件来自山西博物院的隋代“胡人吃饼骑驼俑”出土于斛律彻墓。斛律部是漠北高车六大部落之一，以部落名为姓，地位显赫，武将辈出。北魏时迁居至山西北部，至隋朝，这个家族已经完全融入到中华民族。从这件陶俑上，我们仿佛看到丝绸之路上各民族贸易往来、和谐共处的景象，而中西交流，正是“何以中国”展览中一个重要的板块。

在陆上

这条悠远的商路，其开通时间要回溯到汉代。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亲率大军欲剿灭匈奴，却身陷山西大同东北的白登山。为了突围，不得不忍气吞声，与冒顿单于订立了令人羞辱的盟约，此后的刘邦一直采取休养生息的国策，这一忍便到了曾孙刘彻的时代。经过四代帝王的积累，意气风发的汉武帝终于拥有了与匈奴一决胜负的实力，为了彻底打败匈奴，他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27岁的陕西城固人张骞奉旨出使西域。这位担任朝廷行政事务见习官的年轻人主动请缨，他觉得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他的使命是到西域的尽头找到被匈奴人从河西走廊赶走的大月氏，说服他们与汉帝国联合夹击，赶走匈奴。没想到这一趟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返回长安。在穿越河西时，张骞不幸被匈奴人抓获，遭受多年拘禁。当汉朝凭一己之力打败匈奴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19年再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自此之后，中国同西域及西亚等地的交通完全打通，每年使者往返，商旅络绎不绝。张骞两次出使，史称“凿空西域”。作为对当时汉帝国相对陌生的西域地区及远至中亚等许多地方的历史性考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放眼看世界的机会，在发展中西交通和中外关系方面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众多胡商中绝大部分是粟特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来自祁连山下的张掖郡昭武城，后来西迁至中亚锡尔河与阿姆河地区（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成为了赫赫有名的商业民族。粟特人为谋求商业利益参与到丝路贸易中，频繁穿梭于中亚与中国之间，成为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承担者。粟特人还擅长手工艺制作，陶器、瓷器、纺织品成为东西两端的畅销品。唐初画家阎立本所绘《步辇图》中受到唐太宗接见的吐蕃使者禄东赞身着一件精美的联珠立鸟立羊纹织锦长袍，很可能就是出自粟特能工巧匠之手。

“金狩猎人物纹六曲花口杯”即是一件深受粟特工艺影响的唐代皇室用具。杯子通体黄金，锤揲成型，六瓣花杯口，随形高足，腹外壁凸起，形成6个纹饰区，錾刻多组骑马狩猎人物图案，表情及动作刻画生动，其间伴有花草、飞鸟、走兽和云朵纹，纹饰之间还填充了珍珠地，体现了宫廷用品的富丽与华贵。

另一件唐代四瑞兽葡萄纹方镜，也深具西域特征。其背面采用高浮雕技术处理，纹饰复杂精密，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以伏兽镜钮为中心，四瑞兽匍匐仰首呈逆时针环绕；外区饰鸾凤与禽鸟，穿梭于一串串葡萄和一片片叶纹底纹间。这件精美的铜镜展现了浓郁的“盛唐气象”，反映出大唐帝国与外部的交流状况。多元的大唐文化，在汉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了外来文化优秀的部分，在艺术上不断丰富与创新。

玻璃制品最早出现在两河流域或古埃及。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玻璃器皿出现在战国时期。故宫博物院藏“浅绿玻璃肋纹钵”制作于秦汉时期，钵呈透明的浅绿色，外腹突起27条竖肋，延伸至底端收拢。此类型玻璃器皿由模具压制而成，再在熔融状态下贴压上放射状肋条。这种玻璃模制技术最早出现在希腊化时期，至罗马帝国时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大量透明玻璃肋纹器和马赛克玻璃肋纹器，因此，这个钵有可能来自遥远的地中海。

“陆上丝绸之路”不仅为商品提供了交换的通道，也成了思想交流的重要渠道。来自南亚的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首先在河西走廊地区建寺凿窟。敦煌第257号窟开凿于北魏，西壁绘制的《九色鹿经图》讲述着佛祖本生的故事，传递着来自古老恒河边的善恶之辨。

元代磁州窑烧制的白釉褐彩唐僧取经图枕，立体长方形，通体白地褐彩装饰，五面有纹饰。枕面绘制的唐僧取经图，有力地说明了唐僧师徒的形象和取经故事在元代民间戏剧、说书等载体中已广为流传。其实早在唐代，敦煌榆林石窑内已出现最早的《玄奘取经图》，画中玄奘双手合十拜谒观音，后面跟一个胡人，牵马眺望远方，他是玄奘第一个弟子石磐陀，也许就是孙悟空的原型。这幅壁画可追溯成书于646年的《大唐西域记》，由64岁的玄奘口述，弟子辩机编撰而成。

在海上

秦始皇统一华夏后，岭南地区发展很快。当时的番禺地区已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先秦和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至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开通与印度半岛之间的海路。魏晋以后，正式形成一条沿海航线，起始点广州。至隋代，广州发展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港和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口，唐代更是进入了繁荣期，不仅保持着“陆上丝绸之路”的通畅，同时将“海上丝绸之路”发扬光大。

来自南京博物院的唐代“三彩陶双鱼瓶”，细腻生动，绿釉饱满，出土于江苏扬州三元路、汶河路等地的唐城遗址。大量出土文物无疑证明了扬州曾经是海上丝绸贸易的另一个重要起发点。两宋时期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泉州的海外交通异军突起。来自福建博物馆的波斯孔雀蓝釉陶瓶，体型硕大，表面施乳浊釉，呈蓝绿或蓝色。这种低温釉陶起源于古代波斯地区。五代闽国时期，福州新辟了“甘棠港”，海外贸易迅速扩展。波斯陶器也由波斯或者阿拉伯商人成批地输入到这里。扬州的唐代文化地层中也发现过数量众多的波斯釉陶残片。这些都反映出古代波斯与福州、扬州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泉州的海外贸易在元代进入到黄金期，瓷器成为最大宗商品。

1988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打捞出水6万多件中国瓷器，有5万多件唐代长沙窑瓷器。长沙窑瓷器以其多样的造型、新颖的装饰受到海外市场青睐，其外销路线先顺湘江而下，再沿长江抵达扬州，以此处作为主要集散地，最终经明州（宁波）销往海外。另一艘更为有名的沉船“南海一号”为南宋初期“海上丝绸之路”途中失事沉没的木质沉船，沉没地点位于中国广东省阳江市南海海域。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船内文物超过6万件，包括瓷器、金器、漆器、钱币、农产品等，是我国南宋时期海上贸易盛况的见证。广东博物馆藏“南海一号”出水的宋代纯金链，足足有1.7米长，重达1.1斤。考古专家们目前还无法断定这件物品归何人所有，甚至也无法确定它是金项链还是金腰带。

隋唐以前，海上丝路只是陆路的一种补充，但到了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阻断，“海上丝绸之路”代之兴起，一举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随着扬起的风帆，中国人的视野从西北方的漫漫黄沙转向碧海蓝天，源源不断地将中国制造输送到世界各地，也让世界持久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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