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观焦点：菊蟹流香秋转深

登临会友酌流霞

秋日登高处：西山、景山、琼岛等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寒露时节，走在北京的街道上，一身舒爽。阳光从万里晴空中洒下，没有停顿，没有遮挡，就这么落在宽敞的路上，落在行人的身上。这样直率的阳光，搭配着微寒的秋风，温凉，畅快，正是恰到好处的舒适。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在秋日的北京，很多人也会认同刘禹锡的这个论断。舒爽而热烈的秋日，又何曾输给了花团锦簇的春朝呢？

随着北京城市绿化的不断发展，目之所及，人们很容易看到木槿、榆叶梅、月季等常开的花朵，它们吐露芬芳，仍在秋深的时候装扮这座城市。其实，如果您留意，在一些沟坡墙角、荒径疏园，秋日同样绚丽多彩：很多自然生长的花，即便没有人们的刻意维护，到了寒露时节，依然适时绽放，花色之艳丽，无不令人怦然心动。正如某个秋日的清晨，不经意间瞥见小区的某个角落里，一串串牵牛花深紫浅蓝，一簇簇洋姜花明黄蜡染，迎着朝阳，点缀着别样的秋晨。

如果有闲暇，找寻秋日之美的另一种绝佳方式，就是登高。寒露时节，气候温凉，恰适合游玩。因此，古人将登高作为秋天的“必要活动”，抓紧最后的机会探访秘境，登临远眺。

秋日登高之所以成为传统，一方面是应了时节的要求，另一方面则关乎人们隐秘的愿望。不论是登高山，还是登高台，只要是身处高处，古人便觉得自己的手可触远空，似可翩然飞去，羽化而登仙。这是游仙修道传统的延续，更与九九重阳节所蕴含的“长久”之意暗合。

至于登高的地点，选择非常多，可登人力堆砌之台阁，也可登自然造化之山岳。

若是登高台，旧时老北京首选之地为五塔寺和弥陀塔。清代《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每至重阳时节，“北城居人多于阜成门外真觉寺五塔金刚宝座台上登高”，“南城居人多于左安门内法藏寺弥陀塔登高”。真觉寺，俗称五塔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因纪念印度高僧班智达（又作“版的达”）到达京城而建。明成化年间，明宪宗下旨依照班智达所进献的金刚宝座模型建金刚宝座台，“累石台五丈，藏级于壁，左右蜗旋而上，顶平为台”，若秋日登临，可赏西山美景。至清代重修后，真觉寺更名为正觉寺，建筑增至两百余间，蔚为壮观。

法藏寺弥陀塔为砖塔，高十丈，是北方佛塔中少有的中空设计，因此不但可以远望之、近礼之，亦可从中攀登，“人蚁上而窥观，窗窗方望，九门之堞全焉”（《帝京景物略》）。以观景而论，弥陀塔实为最佳去处，缓慢攀至高处，可尽赏京城全景。

如今，弥陀塔已化作尘埃远去，五塔寺金刚宝座台也只能敬而观之。不过，今人若要登临“高台”，中央电视塔、国贸三期等高楼，皆为佳选。

若论登山，老北京人的首选之地便是西山。其中，更以香山红叶久负盛名。每至深秋时节，层林尽染，灿若流霞。此时约上三五好友，登高畅饮，等到落日时分，看霞光与霜叶平分秋色，正可一点点饮尽时光。旧时老北京有“辞青”一说，指的是深秋时节，人们治肴携酌，相约郊外，与夏日的青翠正式告别。虽是辞别，却并无悲伤，只留畅快之乐。

不过，旧时人们去西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便是小毛驴。人们在城门口雇一头载客的小毛驴，和“赶脚的”牵驴人，晃晃悠悠到西山脚下。慢则慢矣，却能“附赠”一段优美的京郊景色，也算是一种别样的体会。以至于后来有了火车、汽车，可还是有俞平伯这样的“闲云野鹤”之人，偏爱小毛驴那不疾不徐的脚步，宁可抛却现代化的便捷交通，也要坐在驴背上看风景。

由此可见，登高之乐，在于寻秋，在于会友，更在于放缓生活的节奏，于细微处体味造化变动不居的奥秘。

陶然乐处醉菊花

秋日赏菊处：天坛公园、北海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景山公园、北京国际鲜花港、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

寒露三候，菊有黄华。此时菊花盛开，故九月又称菊月。菊花起源于中国，是最为古老的花卉品种之一，更因其晚开晚落，纷然独荣于季秋之时，被称为花中之最寿者。

古人很早便将菊花入药，并由此发展出了菊花酒、菊花茶、菊花糕等独特饮食。在《西京杂记》中，便记载有菊花酒的做法：“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

菊花只在深秋开放，美酒需等一年方成，于是今年的相聚，便为来年的再会埋下了伏笔。孟浩然“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过故人庄》），白居易“更待菊黄佳酝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无不是在此刻的欢聚中，畅想来年再会的美好。

至于赏菊之传统，则不得不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这千古名句中，菊花的柔美坚强，与山的巍峨雄壮相得益彰。

菊花最早生长于野外，至唐宋时，成为人工培育的重要花种。宋人爱菊、养菊、斗菊，写《菊谱》，举办菊花大会，真正将“种菊”变为了一门技艺。

如今，北京城里秋季赏菊的绝佳去处之一，便是天坛公园。天坛栽培菊花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当时天坛神乐观中便有道人种植菊花。上世纪六十年代，天坛公园的张国祥师傅培育的一株“千头菊”，开花达到1270朵，十分稀有。

前几日，笔者走在天坛公园的菊花圃里，天坛公园花卉中心菊花班班长尹家鹏介绍道：“如今天坛菊花已有481个品种，我们正在筹备的菊花展将在10月下旬开幕，会展出开花达千朵以上的大立菊，在京城园林中少见。”

天坛公园里，还有一种罕见的古老菊花品种，名为“十丈珠（竹）帘”。据尹家鹏介绍，此花仅有三株，纤弱娇贵，清代时俗称“十万贯”，以一芽需十万贯钱而闻名。当“十丈珠帘”盛开时，花瓣洁白，丝丝缕缕，万条垂下，灿然若清泉奔涌。

目前，“十丈珠帘”还未到开放的时候。在天坛公园菊圃里，尹家鹏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待放的“十丈珠帘”。

秋菊以“此花开后更无花”的蓬勃之姿，成为皇家园林中的盛景；也可凭“槛菊愁烟兰泣露”的纤弱之态，造就文人园林中的秘境。北京林业大学阎景娟教授介绍道，菊花在文人园林置景中，常常与篱、槛搭配，自成一处景观。明清时期，“斗菊”是京城秋季一大盛事，养菊高手纷纷拿出自己最得意的作品，业内行家从花型、色彩、姿态等各方面做比较，最后选出“菊王”，“当时，往往以菊花做大型景观，如‘菊山’等，以彰显参赛者之实力。”

时至如今，经由园艺师们精心培育出的艺菊更是姿态万千。菊花培育专家尹家鹏，也曾在现代“斗菊”大会——世界花卉大观园的菊花擂台赛中拔得头筹。

秋风拂槛品尖团

俗话说：“秋风起，蟹脚痒。”一个“痒”字，道尽了人们的心情。数千年来，螃蟹顽强地保留了“应时而食”的特征——要吃，只能等。因而每至秋风乍起，吃主儿们便随着蟹脚痒而心痒难耐。

菊与蟹，是深秋的限定。如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无处可寻，不过早在《世说新语》中，就有一位叫毕卓的，放出豪言：“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而至唐代，唐中宗更将花中君子与无肠公子同列于重阳宴席上，成就了赏菊吃蟹的千古雅事。

吃蟹，不仅得等得起，还得有雄厚的资金。明代文人李渔，可谓是狂热的“蟹奴”。每年螃蟹未出之时，就早早地开始存钱，准备在深秋时节“横扫市场”。家人笑他以蟹为命，他则自嘲这是“买命钱”。

若是没有雄厚的资金，也可仰赖于好友的馈赠。苏东坡有一次寄诗给好友丁公默，好友竟回赠了几只螃蟹，这可把苏轼高兴坏了，挥毫又是一首《丁公默送蝤蛑（yóu móu）》一诗，详细记录了吃蟹的整个过程，并大叹：“堪笑吴兴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昔日王右军以字换鹅，而苏轼也成了以诗换蟹的“馋太守”，足见螃蟹的无穷魅力。

苏轼诗中的“尖团”指代螃蟹，人们常以螃蟹腹甲形状，来分辨公母。北京自近代便有金秋食蟹的传统，民间常说“七尖八团”，指农历七月吃公蟹，八月吃母蟹，南方地区普遍还要再晚一些。

如今每到寒露时节，阳澄湖大闸蟹便成为热销产品。早年间，北京讲究食用天津胜芳镇的“胜芳螃蟹”。民国时期，胜芳螃蟹进京后，一般先由正阳楼等大饭馆挑选上等货色，而后轮到西河沿、东单牌楼、东四、西四牌楼的鱼床子（海鲜市场），最后挑剩下的，才由小贩挑着沿街叫卖。老舍便在《四世同堂》中描绘了此等秋日街景：“高粱红的河蟹，用席篓装着，沿街叫卖，而会享受的人们会到正阳楼去用小小的木槌，轻轻敲裂那毛茸茸的蟹脚。”

蟹的做法并不复杂，关键就在于食材，因此正阳楼对待蟹一点儿也不马虎，选了全北京最好的蟹，也不急着蒸制上盘，而是先用高粱米养上几日，待沙泥异味消减，再五花大绑入蒸笼。

蟹的烹制方法，可谓“大道至简”，以蒸制为佳。吃蟹不能无蟹醋，就像秋日不可无菊花。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提到：“食（蟹）时下姜末调黄，盏盛姜酢（醋）。”蟹性寒凉，姜性温热，自然可做一番调和，以免腹内不适。此外，姜入菜不夺食材之味，正是调料中的“王佐之才”。蟹醋以米醋为尚，不宜浓烈过酸，少许白糖提鲜更佳。醋酸解腻，刺激味蕾，也利于释放蟹肉的风味物质，尤其与蟹黄的丰腴膏质，相得益彰，十分搭配。当然，也有张岱这等喜好甘腴口感的食客，以肥腊鸭、牛乳酪从之，此等吃法，必得是高阶的“蟹迷”才可消受。

北京的秋风舞动，想要知道蟹的美味，不如就依老舍先生所言，文者用木槌，武者以双手，开盖裂壳，大快朵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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